刘小东油画——中国人的脸
阅读 · 发布日期 2014-08-08 · 作者 吴越画室刘小东油画——中国人的脸
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承受着这么复杂的生存境遇，还能模模糊糊地活下来。这种不容易写在今天每个中国人的脸上，所以我愿意画中国人的脸，因为那是最复杂的一张脸。
每次回金城老家，画家刘小东都有顾虑。他说，中国人都这样，混不好，不敢回去，混得好，也不敢回去──盘根错节的亲戚朋友太多，怎么着都得小心翼翼。
更何况，这次回去不是一两天的事，一住就是好几个月──画画。画父母，画老师，画发小，小时候也画过，但他们“没把我当回事，今天不同了，有名儿了，我怕他们把我当回事”，真难为情。
同去的还有台湾导演侯孝贤。刘小东静静地画，侯孝贤静静地拍。回家的时候正是2010年的仲夏，画完时已临近霜降。11月17日始，刘小东的画作、日记手稿和侯孝贤的纪录片，以《刘小东：金城小子》为题，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至今年2月。
策展人郭晓彦说，故乡“在刘小东的笔触下，不仅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样子重现，还兼含文化、历史与政治的省察；他总是反复地描绘这些庸碌之处──历史、生活的最后归结是人，人的故事，人的溃败”。
刘小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如果人们因此认为这是关乎乡愁的抒情之举，那未免过于简略，对他而言，“说抒情或者不抒情都很无力，我只能睁大眼睛去看，在有阳光和没阳光的白天里去画他们，我能做的仅此而已，来不及抒情，也来不及不抒情。”
这一切，都因为时代走得太快，物是人非。
我们的记忆被膨胀的发展吞食了
金城镇外20公里处有芦苇荡，长100公里，宽70公里，夕阳洒在芦苇上，金光闪闪，随风摇曳，一望无际；人行其间，有蚊子扑面，挥之不去。运干草的无壳火车咣咣咣地滑过，上面站着神情淡漠的人。
这个辽宁小镇，曾经拥有全国第四大的造纸厂，毛选、邓选所需的纸张，多产自此地。上世纪90年代国营造纸厂改制，迄今则濒临倒闭，方圆几里，不见往日争着洗澡、下班偷纸回家的工人，晌午偶尔一声汽笛，也“驱不散这死寂的空气”。
有时候，下岗的中年人在街上晃荡，刘小东一眼看了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，但都不愿意打招呼，情愿避开对方的目光，“怕聊上就破坏了过去的青愣愣的样子，不愿看到今天臃肿的老脸和身体，或者说，不愿看到被现实磨炼的脸，遮蔽了过去的无知无畏”。
当然，那帮发小是无需顾虑的。
在郭强开的KTV里，兄弟们边唱边跳，刘小东一口气画完，浑身大汗，接着还可以唱几首狂歌。画成子，让他拿着雨伞指出以前住过的房子，结果，成子也认不出来了。小豆家里太挤，就请她到台球室来，倚在台球桌旁，画这个年纪轻轻就已“退休”的伙伴。早年进过监狱的树军51岁了，开饭馆，抱着白白胖胖的儿子……哪个都不容易。
刘小东也画自己出生所在的小平房，后来搬家换了主人，但炕和炕上的帷幔还在，炕与厨房之间的小窗子也在，小时候他每天趴在那里看看妈妈做饭，闻菜香。7月31日，他在日记里写道：“心情悠悠，下笔很满，很怕惊扰这里的尘埃。”
故乡究竟还是变了。平房变高楼，房价也不逊于大城市；森林被砍伐，种上庄稼或代之以人工树苗；大凌河干涸，往昔河水漫漶的地方，如今玉米高粱疯长，连坟都被遮掩不见。
“故乡在记忆里，但你想找这个记忆的片段，证据已经没有了，这种失去对人心是一种恐慌。”刘小东在日记里这样写道：“没有东西可以证明我们曾活过，我们的记忆被膨胀的发展吞食了。”
我愿意画中国人的脸
如果说，这次回乡作画，是他1980年离乡以来第一次“向内看”，那么，在过去30年的绘画史上，他的笔触更多是在刻画“别人”，捕捉那些被夹裹在时代之流中不知所措的陌生人。
近年来，他画过三峡库区的移民、曼谷的妓女、台海两岸的士兵、波士顿的高中生、哈瓦那公寓的古巴家庭、北川的少女……评论家汪民安说，“刘小东作品中的人物，总是处在不愤然、不沉思、不爆发和不极端的状态”，“这些人，大多是历史的匿名者……刘小东用自己的目光，抓住了他们的片刻，抓住了他们的小小欢乐、小小满足、小小意愿和小小苦恼，刻意将他们从历史长河的漫不经意的刷洗中打捞出来”。
刘小东这样解释他的动机：“今天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人，他要应对历史形态的复杂性，也要迎接商业的复杂性。无论走到哪儿，我一看眼神就知道他（她）是不是中国人，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承受着这么复杂的生存境遇，还能模模糊糊地活下来。这种不容易写在今天每个中国人的脸上，所以我愿意画中国人的脸，因为那是最复杂的一张脸。”
在观念艺术、政治波普和后现代盛行的中国当代艺术圈，刘小东是为数不多坚持写实主义风格的画家。他强调只画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，这种态度早在1990年就已得到盛名在外的陈丹青的赞许。
该年，旅居纽约的陈丹青在唐人街看到刘小东的画作，当晚便回家给素昧平生的刘小东写信，后来他回忆道，“我当时想，中国出了个天才，画得这么好。”
2007年，陈丹青再次对媒体说，在绘画层面自己只做到了结束“文革”，而刘小东用写实的笔触去描述当下，“我望尘莫及”。他甚至认为，“世界范围内，画人物那么好、那么有力量，我看不出现在活着的还有谁。”
想要靠艺术发家致富，那是太瞧得起艺术了
刘小东说，如果自己一直呆在金城，那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手拿相机的工厂宣传干事，或者开一个美术培训班，赚点外快。年轻时他觉得“谁牛叉我不服谁”，但决计没有想到自己的画，日后竟可以卖到上千万的价钱，让他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财富圈中的新贵。
2006年11月，他的《三峡新移民》在北京保利秋季拍卖会上拍出了2200万元的天价。2008年，《战地写生：新十八罗汉》在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以6192.75万港元刷新了这一纪录，另一幅作品《温床》则在中国嘉德春拍中拍出了5712万元人民币，创下内地油画拍卖最高价。
金城的人们觉得他既然这么有钱，大可以把造纸厂买下来，“可我既买不下来，也治理不好一个工厂，我什么都做不了”。实际上，《三峡新移民》脱手后，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合作的画廊给他的酬劳是：一辆价值60多万的汽车。刘小东用果农卖西瓜来比喻自己在商业链条中的处境：“五毛钱一斤的西瓜经过层层转手，最后在五星级酒店卖出了百倍于自己的批发价，难道，五星级酒店会把那些钱给果农吗？当然不会。”
他称自己是“卖手艺的”，容忍自己成为“收藏家手中的股票”，知道“如果你不随着商业机制走，你就是在伤害别人”。只有在很罕见的情况下，比如在2006年保利秋拍落幕的第三天，他销毁了创作半月而成的画作《多米诺》，并让作家阿城拍摄下来，以示对商业机制将艺术家分门别类的抗议。
“想要靠艺术发家致富，那是太瞧得起艺术了，”对于刘小东来说，“它其实是一个殉道的行业”。
他很反感某些人，早年接受甚至“忽悠”他赠画，后来见他的画价水涨船高，即便画的是自己的儿子，也要拿出去拍卖。那种不义之举最终使刘小东在前两年烧掉了一批自己不满意的画，原因是“怕别人偷走”，以致被拍卖后“像有一只苍蝇一样老在面前晃悠”，而自己又不能把它一巴掌拍死。
人活着还是模糊一点好
刘小东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功成名就者。他甚至认为，只要人活着，就注定是一个失败者。他从未变成一个享乐主义者或消费主义者，与这一点息息相关。
这次回老家，发小郭强不知为何送了他几条内裤，150块钱一条，并对他说，“你怎么还穿这样的内裤？没有两百块钱的你怎么能穿。”刘小东说：“裤衩还有那么贵的？太想象不到了。”
在很多人眼里，他曾经是艺术家权力榜上的名流，但他心知艺术并不能影响和改变什么；真正能改变老百姓命运的是政策，所以有一个民主机制和好的政策，对老百姓更有意义。而回归到个体，他也仅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个他口中自称的“鼠辈”。
在创作《金城小子》的倒数第三天晚上，一个脸上有刺青的醉汉，开着皮卡车将他的画棚来回撞毁，将他一幅未完成的画作《打卵子》撕碎，原因是听说“别人在你们家门口设灵堂了”。
肇事者被公安局拘留，警察问刘小东，如果损失五千元以上就可以判刑，刘小东问，如果是两千万以上呢？警察说，那得判七年到无期吧。刘小东选择的回答是：零损失。
“我该怎么回答呢？”他在日记中自问：“如果我如实回答，他或许因此有牢狱之灾，失去自由。如果我不忍因此使他失去自由，那么是不是怂恿了这个人继续胡作非为？我能怎么回答呢？”
最后他这样作结：“社会转型，人心不静，仇恨日增。”
那幅巨大的画作《打卵子》和其他作品一样，静静地挂在尤伦斯的画廊墙上，权当表达刘小东“无言的立场”。
他坦承自己不像朋友陈丹青等人，长于言说，敢于批判。他越来越不想开口说话，因为“文字太明确，人活着还是模糊一点好，这是一种民间的生存方式”。
记者问，他这一辈子爱什么、恨什么、怕什么，他先是分别给了三个答案，待采访结束后，他放不下心，又给记者打了电话，问能否改成，答案都是：人。
此前他解释说：“我还没有构建好‘理想的社会’的概念，所以只能尽量去做一个善人，做一个软弱的人。”而采用这种模糊化的言说方式，究其根本，是他所说的“我没有那么强大，我的命运承担不了说错话的责任”。
作者简介：刘小东, 1963年生于辽宁省，自1980年在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学画，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，之后在附中任教至今。曾先后参加"1988牟素展"，"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"，1990年"纪念凡高逝世百年画展"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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